史记管晏列传_史记管晏列传翻译节选

史记管晏列传_史记管晏列传翻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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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晏列传》思想

2.史记管晏列传中晏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3.《管晏列传》：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4.司马迁为什么写《管晏列传》

5.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赞扬了谁？

6.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出处和翻译

《管晏列传》思想

       管晏列传

       选自《史记卷六十二 . 管晏列传第二》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译文

        管仲，又名夷吾，颍上人。青年时经常与鲍叔牙交往，鲍叔知道他有贤才。管仲家境贫困，常常欺骗鲍叔，鲍叔却一直很好地待他，不将这事声张出去。后来鲍叔服事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服事公子纠。到了小白立为桓公的时候，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鲍叔就向桓公保荐管仲。管仲被录用以后，在齐国掌理政事，齐桓公因此而称霸，多次会合诸侯，匡救天下，都是管仲的谋略。 管仲说：“当初我贫困的时候，曾经同鲍叔一道做买卖，分财利往往自己多得，而鲍叔不将我看成贪心汉，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替鲍叔出谋办事，结果事情给弄得更加困窘和无法收拾，而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国君斥退，鲍叔不拿我当无能之人看待，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运。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退却，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小鬼，他知道我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争王位失败之后，我的同事召忽为此自杀，而我被关在深牢中忍辱苟活，鲍叔不认为我无耻，他知道我不会为失小节而羞，却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荐举了管仲之后，甘心位居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受齐国的俸禄，有封地的就有十几代人，常常是著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而称赞鲍叔善于识别人才。

       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所以他的著作中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桓公实在是恼恨小妻蔡姬，就南去袭击蔡国，管仲则趁机讨伐楚国，谴责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北征山戎，管仲却趁机让燕国实行召公的善政。齐、鲁两国在柯地盟会的时候，桓公打算背弃同曹沫所签订的归还鲁地的盟约，管仲却坚持归还，让鲁国信重齐国，天下诸侯也因此而归附于齐。所以说“懂得给予是为了有所获取，这是治理政事的法宝。”

        管仲的富足可以同诸侯王室相比，有三归，有反坫，齐国人并不因此而认为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后，齐国遵循他的政教，常常强霸于诸侯之中。以后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晏子。

        晏子，字平仲，名婴，莱地夷维人。服事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因为节省检朴，亲躬理事，而受到齐国人的敬重。做了齐相之后，吃饭时不用两样肉菜，小妻也不穿丝绸。他在朝廷的时候，国君谈到的事，他就直言；国君没有谈到的事，他就秉公去做。国家有正义，就顺理而行；国家无真理，就权衡利害而举措。因为这样，在灵公、庄公、景公三代，他的名声在各国间颇为显赫。

        越石父这个人十分贤能，但陷于监牢之中。晏子外出时，在路上遇见他，便解下左边的骖马将他赎出来，载着他回到府里。晏子也不告辞一声，就走进了内室。过了些时，越石父对晏于说要绝交，晏子非常惊诧，提衣整帽，连连谢罪说：“我晏婴虽无仁德，但却将你从困境中挽救出来，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石父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听说君子只在不知己的人那儿受委屈，而在知己面前是自由伸展的。当我被囚在牢中的时候，那些人是不了解我。您既然已经知道我的为人并且赎出了我，就是我的知己；既是知己而不按礼节待我，那实在不如在监牢之中。”晏子于是请他进屋，待他为上宾。

        晏子做齐相的时候，有一次出门，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抱着大伞盖的柄，扬鞭驱马，意气扬扬，很是自我满足。回家后，他的妻子请求离开他。丈夫问是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相，名声显赫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见他思虑非常深远，总是态度谦和。现在你身长八尺，却做了人家仆从和车夫，但是你的意气自感满足了。我因为这才要求离开你。”后来，丈夫便自觉地控制自己。晏子感到奇怪，便问车夫，车夫如实地回答，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他们说的都很详细。读过他们的书，想考察他们的事迹，所以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书，世上大都能见到，因此不论述，只是论述他们的一些轶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但孔子却小看他。莫非认为周朝的统治已经衰微，桓公既是贤君，而管仲不劝勉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称霸吗？《孝经》说：“顺应并推广美德，匡正并补救恶行，因而君臣上下就能相亲相附。”这难道不是说的管仲吗？

       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哭吊他，并行完臣子的礼节之后才离开，这难道是所说的“见义不为就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那些抗争劝阻的言论，触犯君主的面子，这便是《孝经》所说的“当政就想到竭尽忠心，在野就考虑弥补过失”的人啊！如果让晏子活到现在的话，即使让我替他执鞭赶马，也是我所高兴和向往的事。

史记管晏列传中晏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管晏列传》对齐国名相管仲给予较高的、正确的评价，尤其对管仲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持肯定的态度，认为管仲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得民心的。竹仲八’介国之策，处处从齐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养想，精心谋划，并能认真分析形势，掌握事物发展规律，从而使处于诸侯争霸、土地兼并、长年混战年代的齐国民富国强“常疆于诸侯”。司马迁之所以赞颂管仲，因为在这个出身卑微的贤相身上，寄托着人民的正义要求，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信念。在司马迁以前，很少有作家把人民的生活与作品紧密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仅就《竹晏列传》中反映的管仲的经济政策，谈几点拙见。

       管仲作为一国之相，辅助齐桓公治国，他特别注重抓经济。针对齐国的优势和自然

       经济资源，大力发展多种经济，而不是单纯的只抓农业。当时，齐国地处东海之滨，沿

       海一带具有渔盆之利，养蚕缴丝，纺织业也很发达。齐国的都城临淄是一个最大的工商

       业城市，工业作坊，商业往来很是热闹。竹仲采取“通货积财”的办法，工农商、农副

       渔全面发展。他认为:“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不能调

       民利者，不可以为大冶”。他还主张:“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审用财力，慎

       施报，察称量”、“贵轻贡，慎权衡”、“疆本节用”等等，(《竹子校正》)。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使得齐国称霸一方。管仲死后，齐国遂照他所制定的内政、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治国，仍然在战国诸侯间立于不败之地。

       管仲经济政策「丰笼心是“贵轻重，慎权衡”。“轻重”一词，最早见于《国语·周

       语》。《周语》云:“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今废轻而行重，民失其资，能毋匾乎?”很明显这牡指钱之份量轻亚。竹仲所说的“轻重”己不是钱本身份录大小的轻贡，而是扩大为货物”多寡贵贱在人们心理上反映的轻重。“轻重”「勺含义有两种，一是从广义而言，“轻重”的内容很‘泛，不仅仅限于货物的多寡贵贱，还包括为富国强民采取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主张以及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如商品供求关系、货币流通、价格规律等。二是从狭义而言，“轻重”专指物价政策。在《管子.国蓄篇》中管仲明确指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一切货物之价格，虽然是由货物数量货币数量之比例来决定的，但事实上影响一切货物价格的东西，并不是全国所有的货物量与货币量，而只是出现在市场中的货物量与流通于市场中的货币量。根据这个规律，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的原则，采取“散”、“聚”的手段，以控制物价。

       管仲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经济家，他的经济政策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管晏列传》由，竹仲认识到发展多济对国计民生的希要性，把“与俗同好恶，做为施政的原则，把幻心向背做为旅政取舍的准则。他注重尊重民情，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以人民的“好恶”做为衡量一切政策好坏的标准。正因为他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所制定的拾施不是主观臆断的，而县一切围绕民情，灵活处置。“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样，他就能顺应时势民情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其政策、方针。另外，管仲所下的政令、政策，简明扼要，切实可行，“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管仲懂得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工作，为齐国的富强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经济实为，齐国在诸侯争霸中的地位提高了，军事、外交也沿善右利于齐国强大的路线发展下去。更当重要的是，管仲能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仓虞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重视抓思想教育，抓精神文明建设，抓道德品质的培养。管仲的这种辩证的政治经济学观，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光辉。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论观点就是:人必须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一茅列上层建筑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管仲认识刊了只有把多济工作搞仁去，国家富裕了，人民丰衣足食，才能使人民知礼节，知荣辱，才能搞好外交、军事等其他方面的工作。管仲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如朴，司马迁才盛赞他是一个贤相。

       司马迁是伟大的政治家、小搜泉，他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分析和评价，都能突破传统的观念，提出自己独创的见解，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司马迁对统治阶级中的王侯将相，或歌烦赞扬，或讽刺抨击，态度十分明朗。他的是非标准是以拉些人刘国家、对人民的功与过为分界线的，他所树立的典刑都是那个社李先拼的道捧高尚的吹我。怜妙甚建功立业的贤相，所以就赞美他。应该指出的一点，司马迁也是很希视经济工作的。他说过:“夫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认为国家富足的四大来源是，工、农、商、虞(开采山泽)，管仲都重视抓，因此司马迁歌颂管仲也是很自然的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要大我们向国外、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的市场经济管理方法、措施和经验，同时，不要忘记也不容忽视我国古代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治国之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

《管晏列传》：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后期齐国的国相，曾在齐灵公、庄公和景公三朝任事，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候。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候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博闻强识，善于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曾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相传为晏婴撰，现在一般认为是后人集其言行轶事而成。书名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称《晏子》，列在儒家类。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内、外篇。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炼，情节生动，写出了晏婴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书中寓言多以晏子为中心人物，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讽喻性强，对后世寓言有较大的影响。

       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名臣，他足智多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被委任为东阿地方长官。只任职三年，就有好多人四处告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包括其手下和身边左右的人，都告晏子治理东阿不力，没有政绩，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齐王召见他说，我也无可奈何，虽然我知道你有本事，但众怒难平，只有罢免你了。晏子很严肃地立下军令状，保证能让齐王在全国听到晏子的好名声。三年后，果如其然，齐王很高兴，大宴群臣，就要提拔重用。这时，晏子向大家说，过去三年，我尽全力为老百姓做实事。修路筑桥，动用民力，整顿社风，那些懒惰的人怪我劳民伤财，那些行为不轨的人不喜欢对他们整顿；因为审理案件时不听权责打招呼，他们来东阿，我也从不迎来送往，搞超规格接待，他们对我意见很大；身边左右的人、还有亲戚里道求我帮忙，我总是公事公办以致他们得不到好处，也非常反感我。整整三年都是这样，谁会有好名声呢？后来三年，我万事不管，一心对上迁就，忙于应酬，也不搞什么实事，身边的人有要求，我都尽力设法满足。三年下来，天下人都说我是一个好官。其实，前三年要惩罚我，那正是我应该受到表彰奖赏，现在要提拔我，正是我应该受到惩罚呀！同一个晏子，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三年，因为作法和效果截然不同，前后评价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深思。

       首先，晏子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考核完全是自上而下，由职位最高的齐王一人说了算，“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作为现代的领导干部，与晏子一样，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所不同的是，晏子作为旧时代的官吏，他代表的是君王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全然不顾老百姓；而现代的领导干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老百姓，全然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干部的评价，就能以之为鉴，从我们的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既不能让少数人定了终身，又不能因为为群众做了事情而误了真正的好干部。要准确考核一名干部，必须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彻底打破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由群众，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说了算。

       正常情况下，民意测验得票最多的一般是群众公论好、受欢迎的，但也绝不能唯票选人定政绩。做人和做事是两码事，前三年晏子光做事不管“做人”，而后三年光琢磨“做人”而不去做事，结果前三年“票少”，后三年“票多”，做的事多，得罪人多，“不合格”、“不称职”也就多了；不做事，当好好先生，同流合污，没有不利的名声，既轻松自在，又能重用提拔，只苦了百姓群众，得“优秀”票当然不少。那么怎样才能解除这一怪现象干扰？就在于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听真话，听逆耳的话，听反对的话，即使反对意见是少数，也决不可轻易否定，只有深入群众，看是不是真正体现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事实说话，分析社会议论和群众的话是不是一回事，这就决不会被假象所迷惑，决不会被那些恶意散布的流言所蒙蔽。

       其次，对干部的行为，要多方位，辩证地看，不能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的干部所作的不同的工作，不可听一面之辞或受众口一词的影响。比方说评价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实际上有可能是事业心、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强或对下属要求严格。有的因为环境过于困难而工作难见成效，这就要同德才平庸、不思进取区别开来；有的是改革过程中因某些政策界定不明，造成了工作失误，这就要同干部自身素质区别开来；有的注重基础建设，在培植发展后劲，这就要同只求一时政绩而牺牲长远利益区别开来。

       另外，第一年反映晏子有问题，应该马上跟踪考察，真是不行，没有本事也没有做正事，政绩也没有，早就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肯定其优点，可以让他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以适得其所。真是行，尽全力做正事做实事，政绩突出，就不该有罢免决定。决不能因为告状的人多了，对他的印象不好了就随便作出决定。

司马迁为什么写《管晏列传》

       《管晏列传》：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文、图 / 网风

       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比如垓下一战中，刘邦得到了被手下疯抢得四分五裂的项羽的尸体之后，并没有忘掉当年的兄弟情义，为了尊重这个可以算得上是他一生对手的“西楚霸王”，刘邦用王侯（以当初项羽分封刘邦为鲁公）之礼将项羽厚葬到谷城，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乡。据说，刘邦安葬项羽时，亲自为项羽主持了葬礼。安葬完毕后，还在项羽墓前大哭过一场。

       圣贤亦是心心相印。比如司马迁在这篇《管晏列传》文末所言：“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假使晏婴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言尽而意不止，读来令人心酸又令人振奋，英雄不遇，虎落平原受犬欺，龙至浅滩遭虾戏。正如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言：“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为撰写这部《史记》需要付出太多的隐忍。合上书本之后，仍久久难以平静，不仅仅为司马迁所受“宫刑”之前的遭遇，更为他在遭受“宫刑”之后采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手法写史的巧妙与智慧而更倍感五味杂呈。

       《史记》是一部先秦到汉的大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太史公司马迁的快意恩仇录！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130篇，篇篇不仅独到、深刻、精采，篇篇或让人生出荡气回肠之感，或让人忍禁不住产生扼腕击节之叹，每篇读罢都能让人感慨万千，为帝王将相，更为游侠屌丝，为生死相托，更为刻薄寡情，为肝胆相照，更为两面三刀，为守礼尽孝，更为骨肉相残……

        本传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管仲的传记，主要记录管鲍之交；二是晏婴的传记，主要记述其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三是司马迁本人对管仲与晏婴的评价。字简意深，就连“轶事”都选取的恰如其份，其运用语言之妙，如神来之笔，略露一鳞一爪，而全神皆见，人物的表情、动作描述的贴切精练而又准确，人物形象更是被刻画得传神而又丰满，读着读着，文字中的人物便跃然纸上。

        管仲与晏婴并非同一时代的人，按说其二人行事毫无瓜葛，但因两人都是齐国人，又都是名相，于是就有了合传的理由。“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司马迁只一句就巧妙将管、晏进行联结，衔接的自然巧妙而又不留做作的痕迹。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使齐桓公顺利成为春秋首霸。晏婴事奉齐国历经三世，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名声三世都盛于当世诸候。蓼蓼数言，鲍叔牙高、大、上的基本形象已被大体固定。

       司马迁在本列传中通过描写鲍叔牙与管仲之间超乎寻常的感人友谊，描写晏婴举荐囚犯石父和知错能改的车夫，诚挚地地歌颂了鲍、晏二人的心胸开阔和宽宏大度，热切地赞美了鲍、晏二人不拘一格举贤荐才的美德。“君子之荐”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真才实学为标准，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恩怨为标准，所荐之才，为国所用而非为我所用。更不是利用荐举之权、荐举之机，拉山头、搞派系，或者是顺我者举，逆我者压，庸才也用，人才也弃。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其说司马迁在为管仲立传，不如说司马迁在为鲍叔牙立传。管仲罗列了自己与鲍叔牙交往时的那么多“龉龃”，只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更加突显了管仲最热情的感激，知遇之恩直追生养之情。

       司马迁对于晏婴有很高的评价，饱含着太史公对自己的处境的感叹，虽然自己气节、才能过人，但终究没能遇到像晏婴和鲍叔牙这样慧眼识人的贤才，当自己身陷囚宠时，没有如晏婴一样卖马（解左骖）解救自己。悲夫！悲夫！时不遇也，“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弟子规》中说：“同是人、类不齐、 流俗众、 仁者希”。司马迁是有资格将自己列入仁者之列，而仁者多为当世所不容，也不容易被当时的大多数人所理解，想来一旦不被当世重用，产生孤独和悲愤也是一种必然，当然也是一种修炼。

       如果司马迁活在现在，如果司马迁仍不被重用，不知他是否还会生出这样的哀叹？

       诚如斯言，如果晏婴能活到现在，谁不愿意“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2019.1.3公务途中以记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赞扬了谁？

       (一) 不能因一时的行为表现就去否定一个人的才能和价值。为理想奋斗失败了并不代表愚蠢，与敌人作战败退了并不代表胆怯，为百姓谋福利而事新主并不可耻

       (二) 不被人理解是痛苦的，世上几人能有鲍叔牙这样的知己。能够理解困境中的贤人，并付诸行动为此抗争，不怕得罪权贵的人，又是多么的稀少和难能可贵啊

       (三) 识才举贤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

       (四) 稍有成绩便洋洋得意之人，是傲慢无知、目光短浅、让人讨厌的。秉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有可能获得更多长进，谦逊的态度能让更优秀的人认可你

       (五) 国家政策应是民意的体现，与民同心可以凝心聚力，国家蒸蒸日上。百姓富庶才能知礼节荣辱

       (六) 面对权势，不能盲目执行错误指令。身居高位，也应注意发现身边贤人，不因地位低而看不起他们

       (七) 坚定信念，坚持正义之事，哪怕你是少数人，品格比才华更为可贵。正直的人不仅可以得到当时人的尊重，也可以得到后世的敬仰

扩展资料：

       《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

       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

       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

       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他在《货殖列传》中，曾发挥极具卓见的发展经济的“因势利导”的思想；在本段中，又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承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此亦《史记》所擅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与《史记》多数人物传记注重人物生平大事、补充生活逸事的写法相比，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由于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出处和翻译

       赞扬了管仲，鲍叔、晏子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语，管鲍之交，就来自这里，还有晏婴二桃杀三士，晏子使楚等。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作者善于用特定人物的动作、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石父虽贤，不幸而为囚犯。晏子遇到他解左骖把他赎出，载回家去，只因“弗谢，入闺，久之，”就被石父深责并要求绝交。行文到此，作者写道，“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首句写出晏子心灵深处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形于外在的惶惑之色；二句补写了由震撼而引发出的严肃、敬畏、谦虚、惶惑的表情；晏子的问话又以谦虑的口吻写出他由解骖赎人的壮举而引发的自矜心理；末句晏子的转变也正是心理转变的结果。廖廖三十余字，把晏子由求贤到礼贤的整个过程和心灵深处的变化层次、一个完整的心态，形神毕肖地表现出来。

        通过典型细节，以借宾形主的手法刻画人物。作者抓住车夫妻子从门间窥视的细节，来揭示一个女子的内心隐秘。从瞬间的窥视到提出离婚，御妻的神色、姿态、心理已然活现，不仅闪跃着个性的光芒，也表现了她的心计、意念和独特的看人标准。然而写石父、写御妻、写御者，又是为了写晏子。这种借宾形主的手法，使晏子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由于管、晏的事迹已见于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故本传只“论其轶事”。此《史记》一书之互见法又一显例也。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出处是《管晏列传》，这句话的意思是：（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

       这句话的原话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这段话的白话注释是：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但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鲍叔在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甘愿身居管仲之下。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往往都成为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颂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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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一生以“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为座右铭，以图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为人生目标，他不但能够因地制宜改革齐国内政，而且很好地吸收了前代政治家的精华，这也是管仲被后人赞颂，被誉为继周公之后又一位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管仲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与管仲往来，发现管仲有才能，胜过自己，往来过程中，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不以为意，反为他设想，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管仲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备军。早在公元前八世纪的管仲已经掌握了鼔励营商环境的基本法则：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空车来的和徒步背东西的，都给予免税优惠，这样就能吸引远方的人来做买卖。

       百度百科——管仲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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